他太孤独了，有时根本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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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太孤独了，有时根本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2016-11-06 宋旭景 纸城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宋旭景

编辑：日京川

纸城小报：梵高自我折磨，风暴雨雪中双脚淌血的赤脚游荡，以面包皮和“冻伤的土豆”的食不果腹充饥，散发掉父亲接济他的钱，席地而眠，不洗澡，抽烟，不惧走访斑疹伤寒病人……让他差点丧命。

他一次次地向外求助，妓女、已婚的妇女、寄宿的家庭、同事的家庭……狂热、难以自控……他是为了交换到欢迎，找到存在感、归属感和认可。在别人家里，他持续不断地寻找着自己儿时在家的记忆。

“人们时常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他一定生来就知道自己擅长某事！他一定知道他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怎样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在我身上，一定藏有某种潜质，但那又会是什么？”他找到的答案是画画。

喝苦艾酒的梵高

在巴黎，有种苦艾酒，包装就是梵高的头像，只在巴黎有卖，10欧元一瓶。它的喝法很特别，需要将方糖在专门设计的漏勺中加热，再把加热的方糖倒入酒中。

苦艾酒是梵高在巴黎经常喝的酒之一，其浓烈，一如梵高和他的画作；但它刺激神经，又过于性烈，一如绘画给了梵高不朽的生命力，而对于绘画的疯狂又过早地促使他离开。

“家学”对梵高的影响

梵高1853年出生在比利时与尼德兰王国交界的津德尔特一一个坚定奉行天主教与君主制的地区，与信奉加尔文新教派和民主制、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尼德兰北方地区截然相反。

梵高的父亲多洛斯是一个天主教牧师。而此时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使得神职已经不再是一份“美丽的职业”。多洛斯的哥哥文森特，则走上了致富的道路——画作和颜料买卖，他练就了摸准大众品味、为其提供与之匹配的画作的能力。

绘画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当作既能怡情养性，又能打发闲暇的乐事。梵高的母亲安娜，不仅受到了自称画家的伯伯的鼓励，还受到一个显赫的艺术家庭——巴库曾一家的指点。从梵高开始，安娜就让孩子们接触绘画。梵高第一批作品，就是他9岁时为父亲生日而作的农田风景。

梵高一生手不释卷，读过大量的书籍，历史、建筑、小说、哲学……阅读是他的家庭消磨夜晚的方式，全家围坐，大声朗读。他会挑选一个喜爱的作家，花上一周一口气全部读完。他背诵成卷的诗篇，他看过大量的画，版画、绘画、印刷画、照片、艺术家作品集、插图册……他经常埋首于艺术杂志，去参观美术馆。荷兰“黄金时代”的画家、“当代”艺术家、“海牙画派”，巴黎“巴比松画派”……都是他朝圣的对象。

在他摸索的过程中，不断地遭到否定。他试图跟随过许多画家，都以关系破裂收场。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印象派，印象派发迹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注意。

“家族的耻辱”

《悲伤的老头》

作为天主教家庭，梵高的母亲不断地给孩子灌输这样的观念，“家庭快乐是所有快乐的根本”，否则，未来只能充斥着“孤寂和不安”。这契合教义倡导的“家庭一体”的神谕，也是提奥后来一直担负着养家、供养梵高的责任的原因。

安娜的说教和灌输是成功的，梵高及其弟弟妹妹都对家抱有深深的依恋，成年后都还被“无以名状的乡愁”所困扰。也因此，家人的认可，是梵高追求的，可家人都觉得他是家族的耻辱。家族历史里，有对梵高的种种“劣性”的记载，“乖戾”、“任性”、“刚愎自用”、“极难相处”、是个“怪里怪气”、“性子暴躁”的“异类”。

年轻时的梵高

也是这种与“其他孩子很少有交集”、“不合群”、“孤僻”的性格，使得父母在他9岁时就把他送到了寄宿学校。敏感的他，感受的只是被抛弃。他只有假日才能回家与父母团聚。寄宿学校的经历，让他在20年后的精神病院里，还记忆犹新，“我感到格格不入，就好像回到了12岁那年在寄宿学校的日子。”

13岁的时候，他进入了20英里外的另一所寄宿学校，但在两年后，不满15岁的他，全程走回津德尔特，而且退学了。而他的父母一直都不曾意识到，这一切其实是因为梵高有家族遗传性精神病，遗传自他的母亲一方。他的母亲，有严重的抑郁症，童年充满了恐惧与宿命感：总感觉到生命和幸福岌岌可危。

梵高从学校出走的举动，是他漫长、孤独、自我惩罚式的出走的开始。但他父母难以接受，经过轮回斗争后，梵高被送去了他伯伯的画廊里当职员。

他父母也是基于自己的哥哥无子，而又拥有庞大的产业，肯定需要一个继承人这样的期望送梵高去的。但梵高没意识到的是，他伯伯早已打定主意，要提拔的后辈一定要实至名归。作为一名画商，要有上层人士的打扮、优雅得体的举止、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毫不感情用事的经世致用的态度、冷静机智的头脑、非凡的记忆力、对细节的敏锐、善于与人交际的手段、挑选出符合大众审美的画……这些对梵高来说都太难。奇怪的装束、红色的头发、动不动就陷入忧郁、邋遢、苦恼、“笨拙和羞涩”、敏感、孤僻、拖泥带水……都是他事业上的绊脚石。

梵高的孤独无助

梵高的孤独，很容易被那些失去父亲或者丈夫的残缺家庭，或者只有单身母亲的家庭所吸引。他乐意挺身而出，填补空缺。他不善与人交际，却渴望与人接触。他一次次地向外求助，妓女、已婚的妇女、寄宿的家庭、同事的家庭……狂热、难以自控……他是为了交换到欢迎，找到存在感、归属感和认可。在别人家里，他持续不断地寻找着自己儿时在家的记忆。

这些行为，更是让他彻底失掉了家人的欢心。他的“自暴自弃”，使得信奉天主教的父母更加难以接受他，也对他的回家经常表示出拒绝，他们觉得梵高让他们无法在家族中抬起头来，他们忍受不了周遭人异样的目光。

1889年世博会的巴黎

19世纪后期的欧洲，“是一个寻求建议的年代”，“焦虑的资产阶级”通过“重新遨游在书籍的世界里”、通过怀旧和绘画，来逃离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剧变。工业革命给资产阶级带去了巨额财富，也让成千上万的人陷入难以想象的贫困。

宗教，是这些贫困的人聊以安慰的手段。科学和宗教的矛盾，在此时也显而易见.这些，反倒使梵高发觉了自己遗传基因里的神性，他把自己所经受的折磨和考验，看成是和基督一样的受难。也因此，他有一个时期的道德狂热，对于他想要跻身其中的财富和特权阶级，他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敌意。他认为“讨价还价是想占别人的便宜”，“艺术品的交易不过是合法的偷窃”，“一切的一切，本质上都是金钱的交易”。他被古庇尓画廊解雇了。

他转向宗教，立志做一名牧师，可他不是一名大学生，这是成为牧师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外人看来，尤其是在父母眼里，梵高对现实的无视和对抗压倒性的反对意见的决心，似乎只是一种叛逆。好像父母越是坚定地把他推向艺术品买卖这一行当，他就越是要执拗地追随父亲”，成为一名牧师。

他的屡遭失败，让他不断地用苦行惩罚自己，无休止的行走、只吃简单的食物、阴冷的雨天不穿外套就出门、冬天不用床不用毯子在棚屋就地而眠、用徒步杖抽打自己的背部……从这时起，也许他就患上了除精神病以外的更深层和无法诊断的疾病。

在基督教看来，疾病就像困扰人类的其它罪恶一样,是人类堕落的结果，因此也是罪的结果。对基督教神学家来说，灵魂的治疗先于身体的治疗是不言自明的。梵高对自我的惩罚，正是他对于基督教狂热的表现之一，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精神病。

梵高开始逃避，用艺术来重构现实，用艺术来驱逐孤独。艺术和宗教在梵高身上汇合，成为了他活着的动力。

他开始写写画画，为博里那日贫困的煤矿工人布道。这些煤矿工人，一天工作长达14个小时，男人、妇女、孩子都在煤矿干活，都要赚钱养家。每个早晨，当丈夫和儿女、妻子、母亲道别的时候，他们掩面而泣，矿中的坍塌、爆炸、毒气，使他们每天都担心再也回不来。每天早上，矿工坐着铁笼子下到635米的深处，空气湿冷，没膝的积水，错综复杂的小烟囱和窄到无法再窄的隧道，每条隧道的终端，都有一个矿工独自在黑暗中劳作，这是“真正地坠入黑暗”。

梵高自我折磨，风暴雨雪中双脚淌血的赤脚游荡，以面包皮和“冻伤的土豆”的食不果腹充饥，散发掉父亲接济他的钱，席地而眠，不洗澡，抽烟，不惧走访斑疹伤寒病人……让他差点丧命。他的父亲决定把他送往精神病院，他拒绝前往。

提奥和梵高

从左，梵高、提奥

弟弟提奥，是梵高孩提时代最亲密的伙伴。在性格上，提奥和梵高截然相反，梵高做的不好的事情他都做得很好。

梵高给家人带来的种种麻烦和耻辱，多洛斯的年老体衰，使得家庭的重担逐渐地转移到了提奥身上。从梵高开始立志要为成为一名牧师而努力时，他就开始拮据地接受提奥的接济。提奥“老练细心”的性格，使得他在古庇尓画廊不断精进，并接替了梵高原来在巴黎古庇尓画廊的职位。梵高的父母也终于得到一些安慰，“亲爱的提奥，爸妈一辈子担惊受怕，你就是我们的骄傲和快乐的源泉，这真是阴霾中的一丝暖阳。”

成为画商后的提奥

提奥鼓励梵高画画，这是梵高与上流社会仅存的纽带。提奥也没有想到哥哥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艺术家。只是希望他将此当做一门“手艺”——一项健康的闲暇活动，不再偏执于眼前的问题，重新融入社会。布道事业的溃败，使得艺术成为了梵高的唯一动力。他的狂热全部转移到了艺术上。

最开始，他的父亲，每月给梵高三分之一的薪水，苦不堪言。为了减轻父母的痛苦，提奥承诺：从今往后，哥哥的开支由自己来承担。1881年，提奥开始向梵高固定寄钱梵高与提奥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友好协定”：提奥资助梵高画画，希望梵高通过专注于画画、正常的生活，让父母省心，梵高通过画画逐渐地能够养活自己。梵高一方面会时不时地向提奥索取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又深深地自责、愧疚。

但梵高是个无法克制自己的人，在花钱上大手大脚，疯狂地作画消耗大量的绘画材料、租大画室，最浪费的还是到红灯区和请模特。“他指导模特们摆出各种他想要的造型——坐着的、走动的、铲东西的、提着灯的，大声斥责他们的笨拙，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描摹。”根据场景需要，他把自己的画室调整成救济院、农舍、渔夫的小屋、乡村客栈、施粥场，他“给模特衣服穿，以便于自己绘画，其中包括‘工人装’、木屐、无边呢帽、矿工帽、渔夫穿的油布雨衣，女士服装”，他坚称“画哪些穿着适当衣服的模特，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他在其他所有地方的失败，使得他只有在画室中，指挥模特们顺从他的摆布，才体会到了占据上风的感觉，他才可以控制。

他专注画画的时候，又过上了苦行的生活，暴风雨中外出写生、衣着褴褛、蓬头垢面、大量饮酒和抽烟、吃最差的……他的《星夜》也得自与他长期的、孤独的户外观察和体验。

他的病痛也在不断地加剧。“自32岁开始，他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他还患上了梅毒。和父亲一样，文森特相信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之间有所关联……”梵高生活窘迫，体弱多病，又用钱无度，提奥说服不了他，只好劝他来巴黎，和自己一起生活，以降低生活开支。

向日葵与星夜

这是梵高第三次来到巴黎，1886年2月。

这时的法国经历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剧变让人感到虚无和历史的终结。古庇尓画廊也开始接受大众不断改变的趣味，寻找并支持那些尚未成名的艺术家，提奥被确定为最合适的搜寻人选。提奥开始大规模地关注印象派的画，莫奈、高更……梵高也终于开始使用印象派笔法了。在这个过程中，提奥和梵高达成了共识，关于新艺术。对于商业，梵高也似乎开了窍。

高更笔下画向日葵的梵高

好景不长，2年后，梵高就离开了巴黎。在梵高的记载中，是说他不想再伤害提奥，不伤害其他人的办法就是和他人保持距离。

离开巴黎，来到阿尔，梵高又重拾画笔。在巴黎的日子，他忙于找寻艺术家，无暇作画。1888年8月，在其他的花都凋谢、只有向日葵才开着的时候，对高更这个同伴的到来的期待，刺激了他的创作欲望，他画了一幅又一幅向日葵。高更的画作不断有好价钱，但他的画依然没有人买。他画画事业的继续不成功、提奥恶化的身体，蒙提切利的倒下，使得他又开始恐惧。绝望中，他又回到了宗教，在法国的阿尔，他重新发现了星星。

高更

高更到来不久，就发现了梵高的偏执。高更的执意离开，自己的穷困潦倒、画画事业的毫无起色……梵高彻底垮了，意识混乱中他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进入医院后，他攻击他人，出现幻觉，医生决定把他移交至圣保罗精神病院。梵高被确诊符合“潜伏性癫痫患者”——大脑运转的突然失灵，思想、感知、推理及情感上的突发性崩溃，并由此引发奇怪而夸张的行为——这种病，在童年时期的表现是“坐立不安且易怒，非常淘气”。过度酗酒及情绪紊乱，尤其是罪恶感，都会导致病情的发作。饱受“深度精神折磨”是最常见的发病前奏，病情的标志性特征为暴力倾向和突发性狂怒。当时的法国，“有5万例癫痫病人”。

梵高也透露了家族其他人的癫痫病史，这是一段名副其实的精神病家族史。他的姨妈、舅舅、3位伯伯、2位堂兄弟，都有相似的症状。这些，一定程度上，使梵高短暂的摆脱了伴随自己一生的罪恶感。

在圣保罗的精神病院里，他创作了《星空》——搏动的灯光组成的万花筒、繁星汇聚成的漩涡、光芒四射的云朵、太阳一样明亮的月亮、丝柏树枝干形成的漩涡，都是他的知觉、记忆扭曲的结果。在圣保罗医院的日子，习以为常的循规蹈矩、秩序被强加在梵高的日常生活，与医生的谈话也驱除了他脑中的阴影，“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平静，这里的一切都有章可循……我不用再为伟大的念头而活……”可以暂时避开“谋生带来的烦恼”，甚至“由负债和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引发的幻灭感”。

1889年5月，医生在梵高的病历上写下“治愈”。他出院后继续回到阿尔画画，孤独一人，连孩子都经常捉弄他。1890年7月27日，一个孩子在和他起了争执后，拔出从城里带来的枪，误伤了他。这一枪打中了肺部，他没告诉任何人，自己拖着受伤的身体回到租住的旅馆。非常不幸，等被其他人发现他受伤时，已经没有救治的可能。

“他没有享过多少福。他太孤独了，有时这些根本不是他所能承受的”。死亡，是唯一的治疗方法。提奥在梵高死后，才发现自己对梵高的强烈感情，半年后也因精神病去世。他们的弟弟和妹妹科尔、惠尓，都因精神病、抑郁症而死，利兹也终身都受愧疚感的困扰。

梵高和弟弟提奥的坟墓

《梵高传》

史蒂芬·奈菲、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著沈语冰等/译

译林出版社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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